中国蛇郎故事中的民俗问题检视

——以蛇郎与两姐妹的故事类型为例

（文新学院08级1班胡译丹指导老师：王立杰）

摘要：蛇的传说在我国是相当盛行的，蛇郎蛇女的故事数不胜数，而且流传于各个民族，从古至今对蛇女故事的研究很多，但对蛇郎故事的研究少而且多集中与蛇郎故事类型、特点的研究，或是对其进行图腾学方面的研究，本文将从民俗学的视角用仪式理论对各个民族的蛇郎故事进行分析、整理。探视蛇郎故事中所反映的民俗现象，并对其发展的现状进行研究，以期民俗文化被重视能得到应有的关照。

关键词：蛇郎民俗学仪式理论民族文化

“蛇郎故事”是我国各民族中流传得最普遍的故事之一，其流传地域遍及广东、广西、福建、浙江、四川、贵州、云南等地，汉、壮、苗、傈僳等民族，共一百多篇。其故事类型也是多种多样，有关于民族起源的，比如，怒族蛇氏族；有关于爱情的，比如《蛇郎与阿宜》。以往关于此类故事的研究多集中于故事类型、

[Ⅰ]故事母题、故事特点或者图腾学方面。本文主要是以其中几个少数民族的蛇郎

与两姐妹的故事为例，分析研究各民族蛇郎故事中所蕴含的民俗现象，并对其发展的现状进行研究，从中窥探民俗文化的前景。

所谓民俗，就是民间风俗，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文化模式。而民俗学（Folklore），就是通过传承和民俗资料的对比，研究这种这种文化模式的一门独立的学科。[Ⅱ]

高丙中在他的著作《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民俗学的路径》中说民俗学就是要“通过‘俗’的研究来理解‘民’，通过‘民’的研究来理解‘俗’的传承”。本文将从“通过‘俗’的研究来理解‘民’”出发，对蛇郎故事里的民俗现象进行研究。

首先，笔者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蛇郎与两姐妹故事，并对其进行分析研究。这类故事的梗概都是大致相同的，笔者先将此类型的故事进行一个概述。从前有个父亲（或母亲或父母），他有好几个女儿（个数各故事中都不同）。他受到蛇郎的

纠缠（或为报蛇郎恩），没办法只好答应把一个女儿许配给蛇郎。女儿中只有小女儿愿意嫁蛇郎，嫁蛇郎之后她生活得非常幸福并且也很富裕。她的一个姐姐非常嫉妒，便把妹妹杀死（扔井中或推河中），自己取而代之。死者变化成鸟骂假妻，被假妻杀死，做成食物，蛇郎吃则美味，假妻吃则难以下咽。死者又经过一系列的变化，最终假妻折磨死了，蛇郎又与妻子团聚。[Ⅲ]从宏观的角度看，蛇郎与两姐妹的故事在细节上大致有如下几个相同点：其一，蛇郎提亲派的是蜜蜂，比如土家族《蛇郎》、傈僳族《三妹嫁蛇郎》等；其二，坏姐姐在杀死妹妹之前都会要求与其换装，以便取而代之，比如白族的《蛇郎》、苗族的《蛇郎与阿宜》等，这在每一个故事中都一样。这些共同点反映出的民俗文化是显而易见的。蛇郎派的使者的蜜蜂，蜜蜂做媒，这一细节反映出的是中华民族对于美好事物的偏爱。蜜蜂这一形象在中国人的眼中是勤劳的，各民族都有关于蜜蜂的诗歌、传说、故事、寓言等，例如，傈僳族的《捕蜂调》、纳西族的《蜂花相会》、苗族的《酒

[Ⅳ]礼歌》等。蜜蜂在各民族中已然形成了一种文化。所以，蛇郎托的媒人是蜜蜂，正是各民族人们对这一生灵的喜爱的体现。至于坏姐姐在杀死妹妹之前要与之换装这一细节，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民俗文化的影子。我们知道，各民族的服饰都各具特色，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文化、风俗，比如满族的旗袍和马褂，苗族的百褶裙、刺绣、银饰，侗族自织自染的“侗布”，瑶族的蜡染，彝族的“擦尔瓦”①等，体现出鲜明的民族色彩，坏姐姐穿上妹妹的衣服后，蛇郎就认不出她是假的了，除了是姐妹两长得像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民族服饰是人们身份的一个象征，在各民族人民的意识中，服饰代表一个民族的精神，比如苗族的服饰是绚丽多彩的，充分显示了苗族人民的智慧；布依族服饰整体色调淡雅朴素，体现出布依族人与自然界保持着天然的和谐的理念；台湾高山族的服饰五光十色，彰显出高山族妇女享有盛名的刺绣技艺。[Ⅴ]因此，坏姐姐要求换装，是为了形似妹妹，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她没有妹妹的神韵。而在涂尔干的神圣世俗仪式理论中，他认为仪式是信仰的物质形式和行为模式。[Ⅵ]由此看来蜜蜂、服饰都是各民族人们的信仰的物质形式和行为模式，可以说是一种仪式，是人们对勤劳、对生活的热爱的体现，这在很大程度反映了民族意识。服饰之所以具有民族特色就是因为它记录了民族的历史、精神，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气质，是民族身份的象征。因此，笔者认为，在这个层面上，按照涂尔干的观点，它完全可以称为一种

仪式。

其次，笔者分而析之，从几个少数民族蛇郎故事出发，分别透析其中蕴涵的各民族的民俗文化。蛇郎故事在各民族的传说中都存在，而且情节也是大同小异，但是其中也不乏各民族自身的特色。

土家族的蛇郎故事反映出的是民间“九月九，蛇钻土；三月三，蛇出山”的说法。故事中蛇郎邀请妻子的母亲和姐姐九月初九到家中做客，走时姐姐不愿回家，想在蛇郎家多玩些日子，蛇郎就说了“姐姐可以玩到明年二月初，因为三月初三我要出门”这样一句话，结果姐姐杀了妹妹，蛇郎不知道家中之妻是假的，到三月三出门时，门前的葫芦藤上掉下一个葫芦，真妻从里面走出才知道自己被骗了，于是愤怒地脱下假妻做的衣服，去找假妻算账。[Ⅶ]由此，蛇便有了要蜕皮的习性。九月九，蛇就要冬眠，直到三月三才出来。于是，土家族人们就根据这个说法，推测蛇的出没，以测安全，一直延续至今。故事巧妙地解释了民间“九月九，蛇钻土；三月三，蛇出山”说法的来历，而从特纳的仪式理论的角度来看，人们都信服这样的民谚，这说明它是一种群体仪式行为，具有很好的民俗学价值。

而傈僳族的《三妹嫁蛇郎》则是从细节中透露出民俗的光辉。三妹是一个勤劳的姑娘，一出场她便是在织麻布。[Ⅷ]从这样一个动作我们可以看到，傈僳族服装用料过去多是自织麻布，以至于至今傈僳族的妇女还会织麻布、织花边。故事中的用词用字处处体现出一种自然之美，“山茶花开”、“五彩祥云”等，这与傈僳族的历法的来历有关联，傈僳族的自然历法称为“花鸟历”，这个历算借助山花开放、山鸟鸣转、大雪纷飞等自然现象的变化来作为判断生产节令的物候，确

[Ⅸ]定季节，指导生产生活。在三妹快离家与蛇郎走的时候，爹妈是这样说的，“三

囡啊，阿爹阿妈不留你了，你跟着蛇郎去吧”，这句话不仅仅是爹妈对女儿的怜爱，也反映出傈僳族人对婚姻自由的追求。这种追求从何而来呢，那是因为傈僳族过去实行的是父母包办的婚姻，儿女没有反对的权利，只能服从，而这样的现象就使得人们心里对婚姻自由充满了向往。[Ⅹ]

壮族是一个崇拜蛇的民族，蛇郎故事非常的多，基本情节也是相同的，比如《达七与蛇郎》，达七共七姐妹，都在家中织布、纳鞋、绣花，家里的农活都是由母亲一人负担，这样才有了蛇郎帮助母亲干活以及后面的故事。[Ⅺ]女儿们在家织布、纳鞋、绣花，足不出户，这是旧社会传下来的旧习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

也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壮族妇女不仅擅长于绣花、纳鞋、织布，而且还能从事于播种、插秧、收割等重活，还要承担养儿育女、照顾老人、跳水、洗衣、种菜、喂猪等繁重的家务，刘锡番在《岭表记蛮》中写道：“凡耕耘、烹饪、纺织、贸易、养育、负担诸事，女子皆能任之，故其立家庭同为经济重要之人物，有时并能赡养男子。”[Ⅻ]也就是说壮族妇女不仅是农活做得好，而且还擅于经商。这是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岭南的严厉控制，战争频繁，男性外出征战、服劳役，于是生产、生活的重担就落到了妇女的身上。从而练就了壮族妇女能干勤劳的品质，一直到今天也是如此，成了壮族人们的一种民族特点。

瑶族的《蛇郎》讲的是佩花、佩玉和蛇郎的故事。佩花勤劳，佩玉懒惰，两人一起去开火路②，结果姐姐佩玉偷懒，只有佩花一人干活，于是蛇郎相助，故事由此展开。其中有一段写佩花到蛇郎家以后依然勤劳，她织瑶锦，故事是这样说的“她（佩花）织的瑶锦啊，蝴蝶见了也要飞来欣赏；她绣的花哟，蜜蜂也难以分辨真假”，[ⅫⅠ]由此可见，佩花的瑶锦织得有多好。同时，也说出了瑶锦的美丽程度。《岭南文化百科全书》中对瑶锦的描述是“构图严谨，布局工整，对称均匀，形象生动，颜色对比强烈，以红颜色为主色调，具有绚丽缤纷，花纹繁缛，斑斓多姿，工艺精巧的特点”，瑶锦是瑶族人民勤劳智慧的体现，具有非常鲜明的民族特色，也是瑶族这一民族的象征。

与瑶族一样，苗族也有自己的绣品——苗锦。但苗族的蛇郎故事《蛇郎与阿宜》中说的是百褶裙③，坏姐姐阿仰与妹妹换装时还特意要换百褶裙。百褶裙是苗族妇女的服饰，关于它苗族人有个美丽的传说。有个姑娘叫兜花，长得很漂亮，天仙一样，有一天她带着父母给的银项圈去打猪草，结果被猴子精抓了，并且受到百般折磨，最后受到梦中老翁指点，以松脂涂于猴精晒太阳的石头上，使猴精不能动弹才逃脱，但此时她已经衣衫褴褛，为了见父母，她将伞拆下，罩住下半身，才回到家中。后来，兜花用她的巧手仿照伞的样子缝制了一条百褶裙，百褶裙由此产生。[XIV]这个故事在苗族人中流传，因此，百褶裙是苗族的一个标志，是苗族精神的体现。《蛇郎与阿宜》中，阿宜不仅百褶裙被姐姐骗走了，还有一样，那就是裹脚，也称绑脚。裹脚在苗族人眼中是很重要的。苗族有个节日叫“踩花山节”，在这个节日里，苗族青年男女在一起对歌、跳舞，寻恋求偶，如果小伙子爱上了哪位姑娘就会送对方花裹脚和花围腰带，可以说裹脚是苗族青年男女

在一起的一个信物。[XV]

从以上的分析研究可见，中国的民族文化是绚丽多彩的，不管是各种风俗，仪式还是服饰，都闪耀着民俗文化的光辉。不管是傈僳族的“花鸟历”还是苗族的“踩花山节”，从人类学角度看来都是一种仪式，按照德国人类学家盖纳普

的观点，仪式有两种，一种是“个人生命转折仪式”，一种是“历年再现仪式”，

[XVI]此处的“花鸟历”、“踩花山节”均应为后者，因为它们都是周期性再现的节日仪式。而在此处，笔者仅从服饰这一极具民族代表性的角度来探视民俗文化。前面已经说到，民族服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象征，因而从服饰上完全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民族身份。但是，经过了这时间长河的洗礼之后，民族服饰是不是依然具有巨大的作用呢？

从现在的田野研究的成果来看，在很多地方，很多民族的民俗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民族服装是各民族文化的一种象征，也是民俗文化的体现。但是，从很多的田野调查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民族文化的发展已经走向了非理性的歧途。比如，苗族的文化传承，除了口头传承外，更多的是以服饰这样一个文化载体来完成的。苗族的服饰具有极为明显的民族特色，但是，在相关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单凭观察苗族人的着装是很难区分出他们的民族身份的。特别是年轻的一辈，牛仔裤、运动鞋、T恤衫成了他们的日常服饰，他们的着装上民族特色的成分已经不多，有些只戴着头饰，而衣服是现代的，有些则完全没有了他们民族身份的象征，只有老人们依然保持着民族服饰的着装。[XVIⅠ]而在蛇郎故事中所提及的服饰，则是传统的，因为这些故事是从很久以前一直传承下来的，依然保留着它们原有的传统的东西，只是现在的民族服饰经过时间的冲刷，逐渐地发生了变化。张国栋在他的《从黔东南苗侗民族文化的传承现状看民族文化的发展观》中，称这样的现象是民族文化发展中的非理性发展，这是在盲目效仿，在现代气息的熏陶下，苗族人在接受现代文化的时候是盲目的，是在效仿。所以，笔者认为现在的民族文化发展已经走入了一个歧途。而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还没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关照，民族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即民族文化该走向何方，也是值得深思的。

而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民族文化还有另一个歧途，那就是固步自封，认为民族文化没有好好吸收现代文化，甚至不屑与现代文化相结合。对此，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