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我的姐姐内容介绍，我的世界里不只有你一个人。你是一个好人姑妈，但是好心不一定办好事我是姐姐，从生下来那天就是，一直都是。其实套娃，也不定玩装进同一个套子里头。他想一直吃麻辣烫，我想去大海里冲个浪。下面是电影我的姐姐内容介绍的汇总，快来学习下！

电影我的姐姐内容介绍一

“因为他想一直吃麻辣烫，而我想去大海里头冲了个浪吧。”

“为什么不先吃麻辣烫再去冲浪呢？”

“因为人生太短了，大家都很忙。”

以上对话是周六晚上自己去看张子枫主演的电影《我的姐姐》中，安然和男朋友分手后，弟弟安子恒与姐姐安然之间的对话。

五年，在一起五年，还是分手了，虽然看似性格互补，一个强势暴躁一个温柔到有点妈宝，总是冷静的，总是劝女主忍让。通过考研这件事看出了两人的三观不太合，已经是两条路上的人了。

争得从来不是房子，不是钱。

是挤不进去的合照，是天然就是女孩所受到的轻视，是被要求扮演“瘸子”的冷漠，是以为只是一个“跑腿的”不尊重。

所有的努力，仅仅是想有一天可以堂堂正正的站在曾经轻视、无视过自己的人面前表示自己还不错。特别是，父母面前。

这艹蛋的人世啊，为何人人没错而又人人都在忍受？

生而为人，大家都尽力了。

每一个安然流泪的镜头都让屏幕前的我也忍不住流泪。

人生太短了，太难了。意外和明天，谁也不知道哪个先来。而要遇到一个灵魂契合，三观一致的同路者又是太难太难。

打败我们的从来不是不爱，而是变化。

“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

人人都要她承担起养育弟弟的责任，却没人想起她也只是刚刚毕业参加工作的成年人而已。

当初上大学的生活费和学费全是自己挣的安然看到没有自己的全家福时内心没有痛吗？得知父亲手机里没有一张自己照片的时候说出那句“女儿，我是他们的女儿。”时没有痛吗？还有底气吗？

对，看到了自己。

透过电影，每个姐姐都或多或少看到了自己吧。

幸福的人生是相似的，而不幸的人生则各有各的烦恼。

传统的农耕社会需要男孩子的力气来干农活，来得到更多的生产力。所以，变得重男轻女。

而远古的母系社会则因为女性天然的繁殖能力而受到人们追捧，那时的主要矛盾是人口出生率低。

现在呢？新时代不再靠人力来提高生产力，不再有皇位等贵族爵位需要继承，男孩女孩还有区别吗？不对，女孩子也可以承爵啊！

看，潜移默化的影响巨大，连身为二十一世纪受过新时代教育的我们都不知不觉的在践行着男权社会那一套价值观。那从小没受过其他文化教育，只受过传统农耕文化口口相传影响的老一辈呢？那观念更是根深蒂固吧？

这个社会会好吧？

这个社会会好的。

我们受过新时代教育的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零一后，思想上会更开放，情感上会更包容，行为上会更坚定。

有更好的我们在的地方，就是更好的中国。

电影我的姐姐内容介绍二

我的世界里不只有你一个人。你是一个好人姑妈，但是好心不一定办好事我是姐姐，从生下来那天就是，一直都是。其实套娃，也不定玩装进同一个套子里头。他想一直吃麻辣烫，我想去大海里冲个浪。你不能先吃个麻辣烫再去冲浪么。不能为什么因为人生太短大家都很忙。

《我的姐姐》这部影片的整体叙事，在我看来是比较克制压抑的。安然从小作为女孩儿，得到的爱都是打过折扣的、没有安全感，随时抽离的。第一次，她带着弟弟回家，弟弟说：“你的爸爸妈妈和我的好像不一样。”安然：“我和你也不一样。”“爸爸说这房子里的所有东西都是我的。”安然将房产证拿到弟弟面前，这是不合时宜，一个幼稚园儿童也是无法理解的。安然前半生都被困在弟弟的阴影之下。

弗洛依德在《梦的解析》一书中提到“即使是内容痛苦的梦，也可以用欲望的满足来解释。这一类梦的解释，肯定会牵扯到很多我们不愿意讲出或者不愿意想到的事情。每个人都有一些隐私，不愿意告诉别人，甚至自己都不愿意承认。但是如果出现在梦里，就绝不仅仅是偶然事件的巧合。梦中唤起的痛苦感情，正是为了阻止我们提及或者讨论那些痛苦的事情。”在安然的梦里，与父母的相处都伴随着若即若离的疏离感，将游完泳的她带到小卖部后骑着自行车离开，在安然快追上时只剩一辆车，在安然快要溺水时，父母只是站在游泳池里冷漠地看着。好像是踏空了一个阶梯，突然下坠的失重感，恍然间分不清现实和虚幻。

整部影片也不断地在抛出与回收。一开始安然在整理遗物时找到的纸片，弟弟的足球，弟弟的肉包子和安然对弟弟讲的话，让它显得干净，但又引人深思。

“因我女儿腿天生残疾，固申请二胎。”

“你们直到瘸子怎么走路么？我把跨一歪，腿一抬。”

传统、保守、百善孝为先，把外放的情感内敛。这些都是中国式的传统家庭。

小时候的安然被表哥当沙包，被姑父性骚然，被父母窜改高考志愿，和被迫独立的大学，这些都是家庭，或可以说是“重男轻女“思想下对于女性的禁锢。姑妈和安然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安然像是一只不受任何拘束的小兽在传统观念的牢笼中不断冲撞，而姑妈则代表循规蹈矩的，受世俗期待的传统女性。在小卖部的那出戏里，安然问：“那些套娃的底呢？”姑妈说：“早丢了。那些可是我当年在红场里买的呢。“姑妈为了弟弟，放弃了去俄罗斯打工的机会，在安然走后，对着套娃说着“你好”“再见”“我爱你”的俄语，这既是下意识，也是被深深埋藏在心里的对于自由的欲望，可是幻想很快就被楼下的“老板娘”喊声所打断了。

我记得小时候，我的奶奶和我说她那时成绩很好，但是家里弟妹很多，她又是最大的那一个，就只能辍学供弟弟读书，那时候学校敲锣打鼓地要她回去，她没辙只能去粮油局里收票。这是无奈，也是现实。她们的时代哺育了她们，她们只得遵循它。

安然在最后父母的墓前将纸片撕碎，这是她无声的抗议，也是新世纪多带给女性更多的尊重。

弟弟喜欢足球，在与姐弟相处的过程中，安然剪坏过足球，因为他用足球砸伤了肇事司机的小女孩，安然给弟弟买过两次足球，一次是把弟弟送给舅舅时去看望他的时候，一次是送养家庭后的看望。弟弟曾经用“你能陪我踢会儿球么？”试图拉近与姐姐的关系，而在影片结局是安然无法签署完全离开弟弟的协议书而将他拽出送养家庭后的主动提议，他们在钢铁森林里奔跑、踢球，似乎整座城市空荡荡只剩她和他。影片在最后定格在了安然满脸泪痕的笑脸上，既未交代弟弟最后的归宿，也未交代安然是否去了北京。是开放的，也是顺势而为的。

因为影片并没有将不幸归咎给任何一个人，没有怪罪肇事的司机、不靠谱的舅舅、道德绑架的姑妈。它将最大的矛头对准了整个社会——父权制度的社会形态。

奥地利心理学家安娜·弗洛伊德就在她的著作《自我与防卫机制》中提到了“对攻击者的认同”。她认为受害者变成施害者是一个心力内投的防御机制，它是对自己所恐惧的人或对象的一种行为模仿和学习，简言之，就是受害者在受创时内化出了一个施害者客体。同为女性的姑妈似乎变成了安然作出决定的最大阻力，与恶龙缠斗旧，而终成恶龙。她们是这种不良制度下的产物，而最后变成这种制度的拥护者。

而弟弟也没有错，他生来是男孩，而性别似乎成为了他对于安然的原罪，而她无力与事实对抗。

3她无法回答，是否抚养他长大的这个问题，也无法从人格独立与牺牲中作出抉择。她作为一个独立的人，首先得是她自己然后是其他的附属身份，这是这个时代教给她的，也是她的前半生所奋力追求的。她的敌人始终不是某个人或者是某件事，而是整个社会，整个她所生存的环境，它是抽象的，无法回答的，而爱，弟弟对姐姐的爱和姐姐对弟弟的羁绊却是无法消散的，在两个无解的问题的对抗中，影片在温暖的亲情中结束，这是他们能够做的唯一反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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